《作家電影面面觀》－唐書璇談話錄（上）

偶然在電影文化中心的書櫃找到這本《作家電影面面觀》，作者是但漢章。他生於49年，曾是相當活躍的台灣影評人，做過電影雜誌『影響』的編輯，亦跟隨過胡金銓任副導演，到韓國拍攝《空山靈雨》。在《暗夜》（1986)、《離魂》（1987）之後，但漢章導演了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怨女》（1988），入選康城「一種注目」單元。90年籌拍《奪愛》期間，但漢章因工作過勞而昏迷，並於同年3月7日病逝，享年41歲。

《作家電影面面觀》收錄了這篇〈唐書璇談話錄〉，內容是圍繞《董夫人》的拍攝。

唐書璇談話錄

在我印象裏，唐書璇只是個一滴滴大的女娃兒，想不到轉眼間便做出這麼了不起的事業來。-----李宗黃於《董夫人》首映夜語關於籌拍《董夫人》

「很多人認為你有《董夫人》的成就，是得力於您雄厚的家庭背景及經濟後援。」

「完全不是，都靠自己。」

「投資者的掣肘是否很大？」

「這點倒不，在美國或歐洲，只要有好的劇本，很多人都有興趣放錢進來，這個『好』的定義，是憑各人創意而定的。除此之外，我相信我拍這部片子遭遇的挫折和困難比今天國內拍片者只有多沒有少。」

「是什麼意念促使而且支持你進行、堅持這一切，而且如願完成？」

「很簡單，我不相信中國人拍不出像樣的電影。你看到每一個國家的電影都有了進步，看到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表現得有聲有色，而中國片都老是些表面文章，還稱起飛，欺內哄外，心裏是不是很不高興？我一直覺得，電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登天大業，只要有一架攝影機，我們就能拍出世界最好的電影，大家一樣都是人，我們今天有了起碼的技術及設備，沒有理由不如人，所以我自己藉拍這部片子來求證我這個假定和信心。」

「碰到些什麼樣的周折？」

關於拍片經過

「拍這部片子的過程中每一天，每一件工作，都有新鮮的麻煩事發生，想起來真可以寫一本書。拍內景時，由於演員是簽了約的，所以對外行動不宜隨便，就有人故意撤換演員來讓我難堪，戲拍了一半，上下不得，弄得我焦頭爛額。又比方拉隊來台灣拍外景時，演員趁機拿蹻，不雙倍加片酬就不同行，汝奈吾何？我很不高興，我說這是原則的問題，不是一點薪金的問題，明明合約規定好的卻拍到一半耍賴，這是什麼態度？結果是我付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不惜對簿公堂勝了訴，才算維繫住根本的原則，否則惡例一開，大家罷工敲詐，電影還拍得下去嗎？

「還有一回在山裏拍外景，畫面裏需要有升騰的霧氣加強氣氛，我就請工作人員把我在香港買的造霧劑拿來用，可是他們都說潮掉了，我想怎會潮呢？就說潮了也拿來試試，因為一切妥當了，延誤不得，他們又支支吾吾的最後只好推說丟掉了，想想看怎麼可能呢？分明是拿去變賣中飽了，一時也顧不得其他，我們立即變通辦法，自己帶大家到山裏找枯草朽枝堆在一起澆水點火燒起來，再搧出白煙來造霧。拍村男的戲也是一樣，給了錢交由管賬的搭簡單的佈景，到時候一看根本沒有弄出來，又只好臨時呼東喚西，搬些稻草木材的，佈置成古代小村的模樣。還有一次拍男主角喬宏帶隊騎馬，跨上馬背才發覺帽子沒帶來，我就問他們：『帽子呢？』答得更理直氣壯：『留在香港片廠裏。』『怎麼不一起帶來？』『忘記了！』一邊已經圍了很多臨時演員，戲是不能不拍了，我只好又在窮中求變，要人拿硬紙板和漿糊來很快做了一頂，扣到喬宏頭上去掩飾一下。

「很多人仗著多年的經驗處處顯出老大的樣子，觀念又陳舊苟且得很，我只有一一低聲下氣去遷就，說『這樣當然很好，可是，是不是改成那樣更好一點？能否請你試試看？』對搭佈景、指導演戲，以至於燈光位置，我都想盡辦法去適應他們，可是根本的原則卻不能改變，不料這樣做還不能讓全體滿意，有一次在山上拍戲，一個副導演居然得寸進尺，當著眾人叉腰把我大罵一頓，最後轉向全體吼道：『咱們大家統統下去，把她一個人留在這裏，看這人拍得成拍不成！』說完拂袖悻悻然而去，所幸結果只走了他一個人，此後作亂搗蛋猶層出不窮，我只裝作沒聽見，否則真要氣死。

「我想天下沒有一部正規的電影是這樣拍成的，簡直跟你們拍實驗電影差不多，將就湊和，但是我認為這些都不能阻止一個人完成他心目中理想的熱情和信心，這些事情究竟還是比較表面的，只要你創作的基本誠心沒有被搞亂，一切仍屬可為。

「但是國內影界這種工作的態度和風氣，卻有商榷改進的必要，拍片時打打鬧鬧，配音時吆三喝四吱喳不斷，完全缺乏對職業的忠實責任感，更遑論對藝術的認識了，你到國外看看，沒有人像這裏這般嬉笑隨便的，縱然像印度或歐洲一些國家的技術設備甚至比我們還不如，但是他們一樣認真和嚴肅，所以會有優秀的作品產生。其實這裏的技術條件很好，縱然比不上好萊塢，但比一般歐洲國家都好多了，那麼優秀的環境，那麼多言聽計從的工作伙伴，居然拍不出像樣的作品，我實在不懂怎麼搞的？」（待續）

原文來自《作家電影面面觀》／作者：但漢章

出版：幼獅月刊社／1972年12月初版・1976年1月再版

江雪訪問／明報周刊

為策劃電影資料館的早場節目《美少女早晨》，選映了兩部江雪主演的電影。期間在網上搜尋背景資料的時候，發覺原來有關江雪的文字非常之少，頭痕之際，得好友提供了這篇2013年1月19日明報周刊的訪問，內容談到江雪的入行經過，與嘉玲的友誼及對秦劍的印象等等。江雪一向行事低調，亦不好應酬和熱鬧，而且絕少答允接受訪問，所以這篇報道可算相當珍貴。

為補充網上缺乏的資料，特在此轉載分享。

感激嘉玲無私照顧

江雪無心插柳做明星

【曼鏡頭】作者：汪曼玲・攝影：梁碧玲

六十年代，江雪、嘉玲和南紅紅透粵語片影壇，被光藝力捧，成為最受歡迎當家花旦，在光藝十一年期間，江雪總共拍了三十多部電影，她為人非常低調，十多年前移民至多倫多，每年只返港一次，每次都短暫逗留，來去匆匆。因此有關她的蹤影，知者不多，都以為她行蹤神秘，有影迷在網上搜索她的資料，除了以前她拍過的電影片段之外，近況報道乏善可陳，甚至在網上公開問有沒有人可提供有關她的佚事及相關資料。

這次要多謝幾位好朋友幫忙，包括Daisy及苗金鳳，協助安排低調的江雪接受訪問，讓喜歡她的影迷可以重溫她的故事。

十六歲簽約光藝公司，月薪二百五十元，拍戲另計。

江雪聲聲說自己是個非常低調的人，根本沒有甚麼可以值得訪問，每次要寫她，她都三番四次的推卻。能夠把握這次機會，苗金鳳出力最大，她義務擔當了經理人的角色，馬上安排了時間及地點，溫婉的江雪就這樣的被我們抬上枱面了。

「我非常低調，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開始訪問時，江雪依然故我的表達了她沉靜溫婉的性格。可是話匣子打開了，江雪就會表現出健談的另一面，她說：「我的過去其實非常簡單，在光藝公司拍電影十一年，在麗的拍電視劇及做主持十一年，所以沒有特別好說的呢！」

江雪出身於一個非常保守的傳統家庭，有八兄弟姊妹，她排行第六，自小從未發過明星夢，做明星只是天注定的緣份，躲也躲不掉。「我在讀書期間，曾為霍士婚紗店拍了一輯婚紗照，為什麼他們會找我拍婚紗照呢？原因就是我的頸夠長，穿起婚紗好看。記得當時根本沒有酬勞，人家只是送了一輯相片給我，算是酬謝。」她為什麼想到去考明星？就源自婚紗店攝影師一句話，他拿着一輯照片端詳後，隨口的說：「你怎麼不去考明星呀？」

嘉玲是她的媒人，當年她擔心江雪嫁不到人，介紹了楊寶坤給她認識。

恩愛夫妻今年便要慶祝藍寶石婚。

就是這句不經意的說話，竟然打進了江雪的心坎裏，想想也是，如果有機會何不試試？過了幾個月，她在報上看到了光藝招考新人的廣告，抱着貪玩的心理，拉着姊姊報名。「那時招考新人的場面很虛冚，有二千多人報名，良鳴是訓練導師，在一班新人中竟然選中了我。」

謝賢喜歡整蠱她

考完之後去到面試，秦劍（光藝創辦人、知名導演）和陳文想她試鏡，她竟然說如果要我試鏡我不做了，秦劍看到這個小女孩堅決固執的眼神，也不好迫她，真的不用她試鏡。有一天，謝賢和嘉玲來到江雪家中，說接她去片場看拍戲，其實秦劍暗地擺了攝影機，把她的一舉一動拍攝下來，不知不覺之中為她試鏡了。秦劍以她清麗的外形，取了柳宗元的一首詩「獨釣寒江雪」為她改了藝名江雪。

「我那時候委實太年輕了，才十六歲，正在讀書，秦劍見到我老實的說：『叫你做童星又嫌大，做成熟又嫌細，唔該你先回去讀書吧！』」卻和她簽了七年的合約，還要父親代她簽約。謝賢當時嚇她說：「你簽七年賣身契。」江雪竟然驚到喊，環境那麼陌生又要賣身。「我那時每個月拿二百五十元月鄭為起點，拍戲另計。」總不能白白的𢭃人工，江雪一開始在光藝的工作，跟胡美屏學做場記，替演員買衫或添置物品，第一部她有份客串的電影是《血染相思谷》，接着才拍《椰林月》，她完全沒有做演員的經驗，有關添置靚衫，可要多謝嘉玲的幫忙，什麼都帶她去買。

嘉玲一直以來像大家姐般照顧江雪，當年嘉玲和謝賢拍拖，江雪也是最大的電燈膽。

「嘉玲對我真好。」就算過了數十年，江雪仍然銘記嘉玲對她的情份。「她完全當我是她的妹妹，當年和謝賢拍拖，我也是最大的電燈膽。」謝賢風馳電掣的開着電單車接送嘉玲，然後到江雪的家中再接她，三個人換了部的士到鑽石山吃東西，周圍玩，想起以前，江雪依然開心：「謝賢非常好人，從來冇嫌棄我是超級電燈膽，所以幾十年老友，如果有人說謝賢不好，我一定為他平反。」在她眼中，四哥為人十分孝順，又好有紳士風度，很照顧家人，對新人又好，不分你我。

對秦劍又敬又怕

每次拍戲，只要有謝賢在的場合，江雪特別開心，因為四哥為人搞笑，又最鐘意整蠱她，「我和他拍對手戲，如果只是拍到他的膊頭，四哥肯定在我面前整古整怪，一直引我笑，笑到拍唔到戲，秦劍就會開罵。」平時江雪好喜歡穿婚紗裙，謝賢好抵死，竟然取笑她似玻璃紙包着朱古力，「我被取笑喊到收唔到聲。」

長鳳新三間公司演員去新加坡登台籌款，嘉玲也像大家姐般照顧江雪，替好穿衣服，梳好頭，嘉玲才自己出場，甚至不惜被別人說她咁遲才出場。「我的兒子Clement娶太太時，我特別上台多謝嘉玲，以前實在沒有機會感謝她多年的照顧。」

嘉玲對江雪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拍戲時更為她找裁縫造衫，原來以前女主角要搞掂自己的服裝，看完劇本需要什麼衣服，包括睡袍、運動衫、旗袍都要自己添置。連接受訪問時穿什麼衣服，嘉玲都周到的為她想。「我那時底薪一直有加，從二百五十元一直加到五百多，拍戲又另計片酬，所有的服裝又可以出公數，連騎馬、唱粵曲、學芭蕾舞、打功夫，都由公司負責。」

光藝三大花旦與她們的丈夫：

姚武麟和嘉玲、楊寶坤和江雪、楚原和南紅，再加上汪明荃，一幀甚有記念價值的照片。

江雪在光藝，直到公司解散為止，她在十一年內拍了三、四十部電影，後來秦劍入了邵氏。「我曾經到邵氏公司探他，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算好，後來他自殺的消息傳來，實在不能接受。」她以前只知道秦劍鐘意跑馬，其他事卻不大清楚了。秦劍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導演，江雪就見識過了，「粵語片也有低落的時候，但只要秦劍拍一部戲，就一定賣座，整個粵語片影壇馬上翻生。」秦劍平時也挺嚴肅，他由細看着江雪長大，「我怕怕地佢。」

她在麗的做了十一年，演過不少劇集，又與鄧碧梅一同主持《下午茶》

不煙酒不埋堆

父母本來不贊成江雪拍戲，後來公司派車到她門口，接她到片場開工，家人也就放心了。「其實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光藝是一間非常好的公司，一點都不複雜，入到麗的及亞視都一樣，好似大家庭。」當時光藝有三個花旦，嘉玲、南紅及江雪，大家好好朋友，從來沒有爭戲這回事。「嘉玲多主演一些貴婦的戲，南紅演一些賢良淑德、小家碧玉的角色，而我多做一些頑皮女的角色，戲路根本沒有衝突。公司開戲安排也很平均，總是輪流的拍，開完一部戲給嘉玲，馬上輪到南紅，然後又輪到我，所以我們從來不用爭。」

她在電視圈、電影圈都是做了十一年，她在多倫多的華語電台也是工作了十一年，

與苗可秀及楊紅主持節目《佳人有約》。

她又說：「我份人實在低調，我拍完戲就回家，從來不會出來應酬，夜晚去蒲冇我份，我不打牌，不抽煙，又不飲酒，更不埋堆，來往的圈中人也不多，只和光藝的同事交往，那時就像一個大家庭。」

想起往事，江雪都覺得很溫馨，拍戲派飯錢，每頓五元，她和胡楓次次都輸給謝賢，被騙了飯錢，「我都有請一個阿姐跟在身邊，在片場就自己帶電飯煲，有時吃大鑊飯。」

離開光藝後，江雪簽約麗的，她做電視，純粹是為了興趣，由於一向淡泊名利，因此合約一張張的簽下去，在麗的又做了十一年。她演過不少劇集，又做過《下午茶》的主持。

能夠在麗的拍劇集，得到丈夫楊寶坤的首肯，楊寶坤以前是英華中學的校長，在香港大學讀書時，也有演出話劇。本來結婚後，她可以在家相夫教子，但她依然喜歡演戲，直到移民為止，丈夫飛來飛去做太空人。

在她眼中，謝賢十分孝順，又有紳士風度，

「如果有人說謝賢不好，我一定為他平反。」

丈夫給她的支持及尊重

江雪入電影圈，始終沒有想過和圈中人拍拖，一來覺得生活不穩定，亦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影圈識男朋友，她嫁給楊寶坤校長，又要多謝媒人嘉玲。「嘉玲覺得我拍完戲老是在家中睡懶覺，擔心我將來嫁不到人，介紹了楊寶坤給我認識。」

江雪六八年結婚，育有一子一女，今年便要慶祝四十五年藍寶石婚，但仍未做嫲嫲，她笑自己：「我仍然留級，並未升級呀。」婚姻可以維繫這麼多年，江雪說大概和她事業心不重有點關係，「我一旦結婚，個心就放晒在在屋企，完全脫離這個圈子，最好冇人識我。好像我每年返港都是想見見兄弟姊妹，因為他們年事已高，不能飛去多倫多探我們，我寧願自己飛一轉。」

江雪最欣賞丈夫，很懂得尊重別人，對她永遠只有支持及尊重，給她很大的自由度，兩人相處這麼多年，更懂得包容對方，他以前工作很忙，又是校長，又是太平紳士，公職非常多，每年就這樣飛來飛去。後來丈夫退休了，兩人經常遊埠，感情恩愛。

今次返港，她和老公及兒子、新抱Amy先後去了台灣及泰國旅行，享受了家庭樂，她更介紹說：「在台北去了一家『食養山房』吃私房菜，地方裝修雅緻，食物又精細、味道一流，環境又非常舒適，可惜那天太濃霧，景色看不清楚，有點美中不足。」另外又去了宜蘭，以前她不肯浸溫泉，今次卻享受了溫泉樂，感覺良好。

江雪育有一子一女，

兒女現在已長大成人，但她暫時未升級做嫲嫲。

江雪是個非常容易滿足的人，「或者我這份人冇乜特別要求，好容易滿足，亦從來沒有追求榮華富貴，我對珠寶鑽石，這種婦女恩物從來不好的，我試過戴珍珠戒指、鑽石鏈都可以唔見咗，我是個非常不小心的人，既然遺失多了，何必買這些貴重物品？」

錢也是夠用就好，她在光藝期間，也只是外借拍了一部戲《火窟幽蘭》。每次合同滿了，謝賢就會對她說：「你不適合在外間拍戲，因為你會收不足錢。」「謝賢最知我個性，如果我收不足錢，又邊有斤両追數？」

今次返港，她和老公及兒媳去了台灣及泰國旅行，享受了家庭樂。

凌空跌落腳跟碎裂

移民多倫多後，她非常喜歡當地的寧靜生活，不用應酬，老公做太空人時，她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也很忙碌，她有一個老友呂伍惠文教烹飪，是知名食家，她也學到煮一湯三餸，有關煮飯，她天份不高，後來朋友告訴她，她只要學到一味好餸已足夠。

孩子長大了，她又在當地的華語電台工作，與苗可秀及楊紅一齊主持節目。「我在電台又做了十一年，就當有些『細藝』。節目叫做《婦女新知下午茶》。最近這半年休息了。」江雪很明白健康的重要性，每天她大早起牀便做運動，「只是大半年前，在屋企爬高搗蜜蜂窩，一時失去重心，凌空掉落地扭傷了腳，腳跟碎裂，行路略有不便而已。回到多倫多，我隔天游泳，對腳的舊患很有幫助。」

兒子Clement回流香港工作，建立了幸福家庭，他一直建議父母回港定居，一盡孝道，而江雪卻喜歡多倫多當地生活簡單、寧靜，又不需要有太多應酬，「加上老公又未入藉，我想他享受一下現在的環境，未婚的女兒又想我們留在加拿大，為人父母順得哥情失嫂意，不過兒子已婚，生活有人照顧，暫時我還是喜歡繼續在加拿大生活。」

原文刊於明報周刊／19-01-2013

《散沙》・白曉紅

一直有追看寫中國農民工故事的書，雖然已經聽到過很多，有關這些活在底層的人如何求生求存的悲痛經歷，但在中國經濟於這樣扭曲的政治結構下發展，人性的崩敗所導致的殘酷是不會終止的，對尊嚴、生命的踐踏和毀滅的故事亦不會結束的，一切就像蔓延的毒，向著沒有盡頭的地平線恣意侵蝕、擴散。

最近出版的《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寫的都是這些被革命事業「用完即棄」的底層中國人，如何在大國之下無處容身，甚至每日活在既荒謬、荒誕，而又因本身階級注定被排除選擇權、生存權的故事。

在現實當下，我們每一天都聽到“中國概念”演繹下的「集體意志」與「堅守承諾」，《散沙》作者白曉紅在書中的第二章＜波希米亞的地震：四川的生與死＞，簡述了一段中國共產黨與農民階層間的歷史恩怨。

「唯意志論」，可能就是政改爭議期間，因為「人心未歸」，要用所謂中國式的「勇於面對歷史」來壓制任何反抗意志的手段之一。

「中國式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並非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包括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等多種菁英思想潮流的折衷融合，而民族主義一直是其重要的一環。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留學日本，在那裡接觸了西方改革和激進的思想，西方模式在他們眼中是建立新中國的意識型態的典範，最終觸發了反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的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此運動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是自由派、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以青年運動為導向。

一九一九年，由於在凡爾賽和約中受盡屈辱，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應允占領的山東省地區將在勝利後歸還中國，中國採取與同盟國同一戰線，知識分子也視參戰為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政府的契機。當時知識界翹楚李大釗曾經寫道：「現在是建立中國的好時機，中國文明曾經影響東亞的文化和歷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恢復以往的光榮。」（注）然而，同盟國於凡爾賽和約中並未遵守對中國的承諾，竟決議由日本接收所有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利和特權。

同年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學子開始反帝國主義的抗議行動，拉開全國性「五四運動」的序幕。遊行學生批判軍閥掌控的政府無能抵抗凡爾賽和約為中國帶來的侮辱，此一運動也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濫觴。當時中國工人是一種新興的社會階級，人數超過三百萬，大多來自農村地區，他們參與遊行與反帝國主義，介入了當時的政治活動。在一九一九年刊出的＜青年與農民＞一文中，該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呼籲中國青年與農民合作的必要性，主張青年學子應該喚醒農民的革命精神，同時從農民身上學習到自由解放的方法，於是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擁抱以農民作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民粹主義，以及強調年輕知識分子角色的唯意志論。

原本不分階級的國族運動終究將矛頭對準了工人階級。一九二〇年，在史達林和其他領導的建議下，莫斯科共產國際做出讓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員，開始尋求與民族主義者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國民黨組成了國共統一戰線，一九二三年的第三屆中國共產黨大會進一步允許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國民黨由四個階級組成的「革命聯盟」的一員。

對於中國共產黨，這是個致命的錯誤決策。因為勞工運動日漸壯大，這些工會成員多數又是共產黨員，中國國民黨對此深感威脅，於是在一九二七年殺害了上萬名工人和工會成員，不僅破壞了中國的勞工運動，正於草創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也被迫退守鄉野。然而，中國共產黨卻也因此在農村建立起政黨基礎，並進一步深化中國社會主義的願景。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代的國共內戰時期，今日所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逐漸浮現，在黨的領導下集體行動，目標在終結外國勢力的侵略、維持國家主權，以及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

馬克思主義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中國共產黨透過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抵抗的號召，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獲得社會各階級的支持，領導階層藉由愛國主義推動四個階級，齊心建設革命後的新中國。至此，「中國式社會主義」成為政府反動式的意識形態，並以此壓制異議分子。一九八〇年，鄧小平宣布「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徹底消弭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界限。

我待在中國的期間，不僅一般大眾對於少數民族移工持有偏見，國家機制給予他們的保護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現象隨處可見，不但未針對歧視少數民族立法懲處，中國政府更從未承認種族犯罪的存在，沒有任何關於種族問題引起的犯罪和事件的統計資料。即使都是移工，大部分公司行號給漢人的薪資高於少數民族；一些廣東的公司，甚至僅支付微薄薪資給來自貧困少數民族農村的童工。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少數民族問題僅攸關控制犯罪。二〇〇七年底，廣東公安局宣布「移工管理」的核心工作在於「公共安全」考量，於是我看到了各大城市裡的移工被迫與當地社群隔離，比方說在火車站等公共場合，他們必須排在特地規畫的「農工」隊伍以便分開處理。我曾經詢問廣州車站的員工何以有這樣的安排，他答道：「因為他們的人數太多了⋯⋯沒有人知道會出什麼問題。」在公共場合總可見手持電擊槍的警衛在這些隊伍之間徘徊，就是怕有人聚眾滋事，雖然名義上是為了管理「公共安全」，然而事實上真正受到安全威脅的，是這些移工。

注：參見Maurice Meisner 著，《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ACLS Humanities E-Book 出版，二〇〇八年，頁五十二到七〇。唯意志論（Voluntarism）對李大釗和毛澤東的思想都有極大的影響，對他們兩人來說，歷史的必然性存在於人們心理狀態的轉變之中，歷史本身正是此一心理狀態記錄的呈現。

原文來自《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白曉紅著、周佳欣譯、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年 7月初版）第二章＜波希米亞的地震：四川的生與死＞。

《百年孤獨》的寫作（下）

《百年孤獨》的敘述方式

無論是最平常的事情還是最有影響的事情，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裝在了我的頭腦裡，因為那都是在我出生的地方和外祖父母撫養我的家中經常發生的事情。鎮子（注）和加勒比地區的任何一個村鎮一樣，房子是那些房子中的一幢，外祖父母跟鎮上的居民一樣迷信和輕信。但是對我來說這一切卻有一種神奇的命運：誰也不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外祖父母一夜之間就死了，白蟻已經把房子摧毀，鎮上一貧如洗，仿佛一陣破壞性的大風從那裡席捲而過。

我一明白甚麼叫故事——這事大概發生在我12歲的時候——我便知道在那場大規模的悲劇中存在著可以用來寫一部無所不能的長篇小說的材料。17歲的時候我想寫它，但是我很快就發覺，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敘述的事情。我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打破看來是真實的事物和看來是神奇的事物之間的界限。因為在我試圖表現的世界上，這種界限是不存在的。但是需要一種令人信服的調子。由於語調的可信性，使得不那麼可信的事物也變得真實可信了，並且不會破壞故事的完整性。此外，語言也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因為真實的事物不會由於它是真實的事物而使人信服，而是由於講述它的方式。直到我生活了20年、寫了4本習作，才發現解決辦法就在問題的根子上：我必需像外祖父母講故事那樣進行敘述。也就是說，用一種無所畏懼的語調，用一種即使老天塌下來也不改變的平靜神情，任何時候也不懷疑所講述的事情，無論是最輕浮的事情還是最可佈的事情，仿佛那兩位老人知道在文學中除了自信以外沒有更自信的事情了。

此外，這種借助日常事物表現神奇現象的方法——這是騎士小說的偉大發現——有一個好處，就是同時也使我解決了語言問題，因為一次以一種方式講述的真實事物，每一次以同樣的方式講述時也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必需用我外祖父母講故事的語言，簡單地講故事。拯救全部的詞彙和一種講述在我們生活的城市環境中已經過時的、幾乎永遠喪失的事物的方式，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應該無所顧慮地利用它們，甚至付出公民的一定勇氣，因為總是存在受傷害和有點不合時宜的危險。為了正視多情善感、虛假的情感、造作的舉止、道德上的騙局和駭人的歷史謊言——這一切在生活是真實的，在文學中卻不敢成為真實的——這樣的勇氣是必要的。有一個人非常值得我感謝。他對我說，《百年孤獨》的偉大之處不在於寫了它，而在於敢寫它。

《百年孤獨》具有不同的層次，我卻沒預料到。批評家們以這種方式讀它，律師們用另一種方式讀它，女傭人們也用自己的方式讀它。關於這部作品，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評論。帕科・卡米諾說：“這是關於一個多事的鎮子上的一個很古怪的家族的故事。”馬西爾則對記者說：“我正在讀《百年孤獨》。”

我所關心的是寫小說，而不是出版它。請記住歐內斯特・海明威的話：“整本書寫完後就像一頭死掉的獅子了。”我也是這麼想的。

這部小說是有點難以置信的。我如果不自衛的話，我就可能變成一架衰老的機器。我不允許我的朋友們談論這本小說。我記得在加拉加斯時，小說剛發表不久，激起了一陣爆炸性的熱情。我的朋友舉行了一次慶祝活動。我倒是參加了，但是我讓人寫了一張牌子：“禁止討論《百年孤獨》。”

想像的自由是可怕的。現實使想像變得理智起來。寓言的功能已經喪失。西班牙人在把作品變成神話後，這種功能就沒有了。

有一次我曾說，《百年孤獨》就像是我嵌在我以前的作品中的七巧圖的基礎。所以，關鍵的東西存在於早期的作品中。

注：指作者的故鄉阿拉卡塔卡鎮。

＊原文來自馬奎斯的散文精選《諾貝爾獎的幽靈》（中央編譯出版社・朱景冬譯・2001年1月初版）

《百年孤獨》的寫作（中）

香蕉園故事的真實性

《百年孤獨》中描述的香蕉園的故事是完全真實的。問題在於拉丁美洲的現實中總存在著奇特的現象，甚至香蕉園的情況也不例外。那裡的情況是那麼悲慘，那麼殘酷，無論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隨著香蕉公司的出現，世界各地的人開始向哥倫比亞大西洋岸邊的這個鎮子湧來。奇怪的是，有一個時期，這裡的人講著各種各樣的語言，人們彼此聽不懂。並且出現了這樣的繁榮局面，就是人們所謂的真正的繁榮：人們一邊跳昆比亞舞一邊焚燒鈔票。邊跳昆比亞舞的人要拿一支蠟燭。香蕉園的普通僱工和工人拿的不是蠟燭而是燃燒的紙幣。繁榮帶來這樣的結果：一個僱工每月能掙200比索，而當地的市長和法官只能掙60比索。其實，這裡並沒有真正的政權，政權是可以出賣的，因為香蕉公司隨便給他們一點小費或者僅僅向他們行一點賄，就能夠把整個司法權和政權掌握在手。有一個時候，所有人都覺醒了，是一種行業的覺醒。工人們開始要求基本權利，因為他們得到的醫療僅僅是一粒藍色的小藥丸，不管甚麼病都是如此。讓病人排成隊，一位護士往每個人嘴裡塞一粒藍色的小藥丸⋯⋯這東西竟變得那麼重要又那麼平常，連孩子們也跑到診療所前去排隊，護士把藍藥丸塞到他們嘴裡，但是他們隨後便把藥丸吐出來，用它們去作賭盤號碼的標記。有一個時候，由於藥丸的問題，工人們要求改善醫療條件，要求在工人駐地建廁所，因為他們每50個人才有一個馬桶，而且直到聖誕節才更換⋯⋯還有一個問題：香蕉公司的船開進聖碼爾塔港，裝上香蕉運到新奧爾良去。但是回來時沒有甚麼可裝。這樣，公司的船就白跑了。怎麼辦呢？很簡單，為公司的商品代銷處運商品。公司不給工人們發錢，而只發憑據，讓他們拿著憑據到公司委員會去領工資。但是委員會只發給幾張証劵，持劵人只能到公司的商品代銷處買東西。那裡賣的東西全是公司的船運來的。工人們要求公司付他們錢，不要証劵。於是舉行了罷工，使整個公司陷入了癱瘓。政府不但不出面解決，反而派來了軍隊。工人們被集中在火車站上，還以為將有一位部長前來解決問題。但是實際上，軍隊包圍了車站，並命令他們5分鐘解散。結果誰也不肯離開，軍隊便開槍進行了屠殺。

小說所描述的這個故事，我是在事件發生10年後才知道的。關於這個事件，我逢人就問。有的說確有其事，有的說沒有此事。有人說：“我當時在場，我知道沒有死人，工人是平平安安撒走的，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有人說：“有人被打死，確實有人被打死，我的大叔就是其中一個。工人們還提出其他的要求。”問題是，在拉丁美洲，人們正在忘記憑一個命令竟有3000人被屠殺這樣的事件⋯⋯這種似乎難以置信的事件，恰恰發生在最平常的、每日的現實生活中。

這不僅僅是歷史上的一個事件，而且我的小說也提供了軍隊用子彈殺人時所根據的命令的號碼，提供了簽署命令的將軍的名字和他的秘書的名字。他們的名字就寫在那裡。事件在國家的檔案裡也有記載。現在人們在小說中讀到了它，卻認為是誇張⋯⋯

＊原文來自馬奎斯的散文精選《諾貝爾獎的幽靈》（中央編譯出版社・朱景冬譯・2001年1月初版）

《百年孤獨》的寫作（上）

最近在重讀馬奎斯的《諾貝爾獎的幽靈》，這書是他的散文精選集，收錄包括隨筆、雜談等文章共87篇，內容非常豐富。

回想，《百年孤獨》是年輕的時候所讀過印象最深，亦是重看次數最多的小說之一。而且每一次重新翻閱，每一頁都仍然充滿樂趣、驚嘆和興奮。這篇『《百年孤獨》的寫作』，是收錄在《諾貝爾獎的幽靈》裡面「文藝雜談」的其中一章，當中談及他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所遇到的問題和創作態度，還有將歷史的真實與非真實，如何融入「故事」的書寫裡面，來抗衡所謂理智操控的現實當中，對超越現實的真實事件做成遺忘的可能。

《百年孤獨》與西班牙小說

《百年孤獨》是用一種健康的方式寫成的。這是一部荒誕的小說。西班牙美洲的大部份小說都是如此。不過，這是很自然的。我們像西班牙中世紀的作家那樣寫作，像侵入我們大陸的西班牙人那樣寫作。他們使我們的先輩對騎士文學沉醉。我不知道他們還能期望我們做別的甚麼事情：出發點就是荒謬的了。西班牙人曾是世界上最精神失常的人。遺憾的是，現在不那麼精神失常了。所以，當我們從意料不到的道路上衝出來時，誰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是西班牙埋下的種子……

阿萊霍．卡彭鐵爾（注1）不久前指出，目前的西班牙美洲小說“盡管有人發表了看法，它的習語和它那種顯得古怪的詞語卻是來源於16和17世紀的西班牙保留下來的用語和流行術語。在所謂的‘美洲方言’中，許多就存在於塞萬提斯的文學和西班牙流浪漢小說中。”

西班牙美洲的小說家把創作在我們中間不受重視的西班牙小說的任務承擔了起來。在西班牙，長期以來人們就在寫那種缺乏想像力和表現力、幾乎為社會見證服務的小說。這些小說對不同的社會事件作了記錄，但是——除了個別可敬的例子——沒有出現一部高水平的。

包括風格、寫法和華麗而完全的盡情表達，都缺乏可信性。西班牙美洲的年輕小說家——多少帶有社會主義傾向，人們並非吃著同樣顏色的麵包的國家的產物——富有創造性，採用西班牙巴羅（洛）克（注2）的優秀傳統寫作，同時進行社會批評。這種社會批評雖然不乏渲染之處，但是仍然是嚴厲的。

我國的年輕小說家尤其明白大洋彼岸的同行們的那種明顯的教訓。西班牙美洲作家向他們提出了一個關於題材和形式的問題。發生的影響是明顯的、有效的。他們緩慢而笨拙地鼓起翅膀從昏睡狀態中起飛了。

我認為，在中世紀富有想像力的神智錯亂中產生的騎士小說作者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甚麼都可能辦到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故事的價值。他們如果認為需要把騎士的腦袋砍掉4次，就可以把騎士的腦袋砍掉4次。這種神話般的驚人的能力曾經如此深刻地刺激著那時的讀者，它竟然成了征服美洲的標誌。征服者們所尋找的黃金國和青春泉只可能存在於被自由的想像美化了的世界裡。不幸的是，拉丁美洲文學竟會那麼快地忘記了這些美妙的源泉。4個世紀過去後的今天，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才找到了那個業已中斷的傳統的端頭，注意到騎士小說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罕見的相似之處。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說，在讀描寫奧利亞諾．布恩迪亞上校（注3）的32次戰爭的那一章時，他發現這位上校在一個名叫內埃爾蘭迪亞的地方簽署一項和約。於是馬里奧想起了這個地名在騎士小說中的回蕩。他甚至指出，他覺得這個地名好像是《阿馬迪斯》中的一個城市或地方。他認為這是對這部充滿誹謗的作品的一種推崇，一種正名。

不，這種一致性，或者說拉丁美洲的現實與騎士小說之間的關係如此之大，很可能使人陷入這種推測。但是事實是，哥倫比亞的內戰是以內埃爾蘭迪亞和約結束的。還有一個情況。讀過我的小說的人會看到，馬爾伯勒公爵作為雷奧利亞諾・布恩迪亞的助手在哥倫比亞的內戰中打了敗仗。關於這一點的真情是，我在小時候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樣唱過這支歌兒：“曼魯迪去打仗”。真的嗎？我問我祖母曼魯迪是誰，他去打甚麼仗。我祖母顯然一無所知，便這樣回答我說，他是一位跟我祖父一起作戰的先生⋯⋯後來，當我知道曼魯迪就是馬爾伯勒公爵時，覺得還是像我祖母說的那樣好些。於是我就那樣寫了。

在《百年孤獨》中還有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細節，就是有一位生得很美卻又很傻的小姑娘，她去花園收幾條床單，突然飄上了天。關於這一細節的解釋要比想像的那樣簡單得多，平常得多。有一個姑娘和我在《百年孤獨》中描寫的那個美麗的雷梅奧迪斯完全一樣。她和一個男人從家裡逃走了，她父母不願意正視這件醜事，便一本正經地說，人們見她在花園裡收床單，後來就上天了⋯⋯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寧願按照她父母的說法即掩蓋家醜的說法來寫，我喜歡真實的事件：她和男人私奔了。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一點也不奇怪。

我們西班牙美洲小說家花了不知多少時間才擺脫了傳統的束縛，才打破那種盲目的、近乎爬行的文學模式。我們起源並深深植根於西班牙的黃金世紀。對於近世出現的作家的作品，我們也留心地讀過。我覺得自己非常崇拜胡安・拉蒙・希門內斯（注4）。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對我們產生過影響，但是他的語言非常好，表達方式總那麼乾淨利落。卡米洛・阿塞・塞拉（注5）的作品，我也讀了許多。在西班牙內戰（注6）後的時期裡，我們曾渴望從西班牙傳來點甚麼信息。可是在我之後的一代人卻不怎麼喜歡卡米洛・阿塞・塞拉了。

注1：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1904年12月26日－1980年4月24日），古巴當代著名小說家。

注2：歐洲16-17世紀的一種奇特、複雜、浮誇過多的文藝風格。

注3：《百年孤獨》的主要人物。

注4：胡安・拉蒙・希門內斯 （Juan Ramon Jimenez，1881年－1958年 ）西班牙詩人、散文家。

注5：卡米洛・阿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年5月11日－2002年1月17日），西班牙小說家、散文家。

注6：西班牙內戰（1936 -1939），西班牙共和派同佛朗哥將軍的反動軍隊進行的國內戰爭。

＊原文來自馬奎斯的散文精選《諾貝爾獎的幽靈》（中央編譯出版社・朱景冬譯・2001年1月初版）

手塚真・《我的父親手塚治虫》

原文來自手塚真憶述父親的著作《我的父親手塚治虫》（新星出版社・沈舒悅譯・2014年初版），其中第三章＜漫畫與動畫＞的第二節「漫畫與手塚治虫」。
全書一共有八章，譯者的水平很一般，但由於內容涉及手塚治虫的創作生涯和日常生活，若果對這主題好奇並對日本漫畫多少有點認識的話，這書提供的資料及趣味性算是不錯的。

手塚治虫好忌妒其實還蠻有名的。只要有別人的作品，哪怕只是那麼一點點比自己的漫畫受歡迎了，他的評價就會十分毒舌。當然，父親絕不會當著作者的面評價，他會把漫畫拿給自己的工作人員看，問他們：“你倒是說說，這部漫畫哪裡有趣了？”雜誌上搞的那些人氣投票，他也一直很在意。其實要成為那些個榜單的第一名，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那畢竟只是一時的人氣而已。讀者也好，編輯也好，其實都明白手塚治虫並不是只流行一時的漫畫家。可就算這麼跟父親解釋，他也不聽，每一次都希望自己是第一名。也許這種不服輸的勁頭，也是父親激勵自己不斷努力上進的能量來源吧。對輸贏並不是特別看重的父親，就只有在面對漫畫時是個例外。

提起《鐵臂阿童木》（《小飛俠》），經常會有另一部漫畫被同時提起，那就是《鐵人28號》。這是橫山光輝先生受到父親的影響，在同一本雜誌上連載的漫畫。有一段時間，它的人氣甚至超過了作為鼻祖的阿童木。從那以後，父親便視橫山先生為敵。橫山先生也是一樣不甘示弱的人，還跟在阿童木的後面把《鐵人28號》也動畫化了。那一次，父親是真的相當生氣。
另外，體育漫畫也算是父親的眼中釘。因為父親對體育一竅不通，所以就只有這類漫畫，是父親無論如何也畫不出來的。福井英一先生的《寸頭小子》作為日本體育漫畫的始祖大熱之後，父親怎麼都覺得咽不下這口氣，甚至在自己連載的《漫畫教室》裡把這部漫畫拿出來當反面教材批評。後來，福井先生邊罵邊衝進工作室來興師問罪了，父親一個勁兒道歉才算了事。兩個人把彼此當成對手，本來在漫畫界是一個很好的競爭，只可惜福井先生在開始《赤胴鈴之助》的連載後突然去世了。

另一個對父親造成很大威脅的是劇畫。它的出版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撼動了父親構築起來的故事性漫畫地位。白土三平先生的《忍者武藝帳》在年輕人中得到廣泛好評以後，父親雖然嘴上滿不在乎地說，這樣的東西一定不會長久，可實際卻也做了不少努力，向那樣的作品靠攏。故意把畫風改得寫實一點，又在內容裡加進了嚴肅、冷酷的描寫，真是好不辛苦。而劇畫雜誌《GARO》創刊以後，父親為了與之對抗，也迅速成立了《COM》雜誌。
這麼爭強好勝的父親雖然有點孩子氣，但這正是手塚治虫精神動力的來源。不安於現狀，也許正是使父親長期活躍於一線的理由之一。

只要有年輕的漫畫家出道了，父親總是會去注意他們。我和岡崎京子是朋友，有一次我在家看她的漫畫，父親過來把漫畫拿過去，十分認真地看完後表揚道：“這個人的顏色用得不錯。”岡崎小姐本來就是父親的忠實粉絲，我跟她這麼一說，她高興得都哭了出來。
最讓我吃驚的一件事，發生在我看望月壽城先生的第一部單行本時。那時的他還不是那麼有名，是那種只有少數人才會知道的漫畫家。父親對我說拿來看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經大腦思考地就說了句“畫得很爛的”。那時，望月先生的畫還不像現在這麼風格簡潔，而是惡搞般的劇畫風格。可是誰知道，父親看完還給我說：“嗯，這個人很不錯呢。”我真的感到很意外，原來漫畫的好壞並不取決於畫功，父親一定是在看似戲謔的、亂糟糟的畫面中瞬間讀出了作者的實力吧。事實証明，父親的眼光也是正確的，後來望月先生不僅拿到手塚治虫文化獎，而且直到現在還是經常被媒體提到的國民漫畫家。當時的我是絕對沒有想到的。

當然，父親的眼光也是十分挑剔的。大友克洋先生的《童夢》以及《亞基拉》相當有人氣的那段時間，父親曾說：“現在我沒法評價他，只有幾年之後才知道此人是否真正有價值。”這話傳到大友先生的粉絲耳朵裡以後，粉絲們對父親發起了猛烈的還擊：“手塚治虫已經過時了，接下來是大友克洋的時代了！”其實父親說那番話之前，就已經做好被這麼還擊的準備了；不管那個時代，父親都曾經被人說過“手塚已經過時，已經完了”，但很多時候，反而是當時的人氣漫畫家比父親更早消失在大眾的視野中。父親會說那樣的話，正是知道了如果真發生了那種事的話肯定會不好受，所以才說出了看似嚴苛的評價，其實更多的是對大友先生的一種保護和期待。作家們總是到最後才明白父親的偉大和用心。大友先生後來也在漫畫《亞基拉》的單行本最後一頁上，寫了“手塚老師，謝謝你”這句話。

日本的現代漫畫，從手塚治虫開始，之後也一直靠著手塚治虫的支持而不斷發展壯大。其實最明白這一點的正是父親本人。也因為這樣，父親感受到的是旁人所無法理解的對日本漫畫事業的責任感－－一份如父母對孩子般特別的情感。

《我的父親手塚治虫》－作者手塚真（新星出版社・沈舒悅譯・2014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