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白曉紅

一直有追看寫中國農民工故事的書，雖然已經聽到過很多，有關這些活在底層的人如何求生求存的悲痛經歷，但在中國經濟於這樣扭曲的政治結構下發展，人性的崩敗所導致的殘酷是不會終止的，對尊嚴、生命的踐踏和毀滅的故事亦不會結束的，一切就像蔓延的毒，向著沒有盡頭的地平線恣意侵蝕、擴散。

最近出版的《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寫的都是這些被革命事業「用完即棄」的底層中國人，如何在大國之下無處容身，甚至每日活在既荒謬、荒誕，而又因本身階級注定被排除選擇權、生存權的故事。

在現實當下，我們每一天都聽到“中國概念”演繹下的「集體意志」與「堅守承諾」，《散沙》作者白曉紅在書中的第二章＜波希米亞的地震：四川的生與死＞，簡述了一段中國共產黨與農民階層間的歷史恩怨。

「唯意志論」，可能就是政改爭議期間，因為「人心未歸」，要用所謂中國式的「勇於面對歷史」來壓制任何反抗意志的手段之一。

「中國式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並非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包括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等多種菁英思想潮流的折衷融合，而民族主義一直是其重要的一環。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留學日本，在那裡接觸了西方改革和激進的思想，西方模式在他們眼中是建立新中國的意識型態的典範，最終觸發了反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的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此運動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式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是自由派、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以青年運動為導向。

一九一九年，由於在凡爾賽和約中受盡屈辱，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應允占領的山東省地區將在勝利後歸還中國，中國採取與同盟國同一戰線，知識分子也視參戰為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政府的契機。當時知識界翹楚李大釗曾經寫道：「現在是建立中國的好時機，中國文明曾經影響東亞的文化和歷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恢復以往的光榮。」（注）然而，同盟國於凡爾賽和約中並未遵守對中國的承諾，竟決議由日本接收所有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利和特權。

同年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學子開始反帝國主義的抗議行動，拉開全國性「五四運動」的序幕。遊行學生批判軍閥掌控的政府無能抵抗凡爾賽和約為中國帶來的侮辱，此一運動也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濫觴。當時中國工人是一種新興的社會階級，人數超過三百萬，大多來自農村地區，他們參與遊行與反帝國主義，介入了當時的政治活動。在一九一九年刊出的＜青年與農民＞一文中，該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呼籲中國青年與農民合作的必要性，主張青年學子應該喚醒農民的革命精神，同時從農民身上學習到自由解放的方法，於是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擁抱以農民作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民粹主義，以及強調年輕知識分子角色的唯意志論。

原本不分階級的國族運動終究將矛頭對準了工人階級。一九二〇年，在史達林和其他領導的建議下，莫斯科共產國際做出讓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員，開始尋求與民族主義者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國民黨組成了國共統一戰線，一九二三年的第三屆中國共產黨大會進一步允許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國民黨由四個階級組成的「革命聯盟」的一員。

對於中國共產黨，這是個致命的錯誤決策。因為勞工運動日漸壯大，這些工會成員多數又是共產黨員，中國國民黨對此深感威脅，於是在一九二七年殺害了上萬名工人和工會成員，不僅破壞了中國的勞工運動，正於草創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也被迫退守鄉野。然而，中國共產黨卻也因此在農村建立起政黨基礎，並進一步深化中國社會主義的願景。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代的國共內戰時期，今日所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逐漸浮現，在黨的領導下集體行動，目標在終結外國勢力的侵略、維持國家主權，以及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

馬克思主義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中國共產黨透過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抵抗的號召，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獲得社會各階級的支持，領導階層藉由愛國主義推動四個階級，齊心建設革命後的新中國。至此，「中國式社會主義」成為政府反動式的意識形態，並以此壓制異議分子。一九八〇年，鄧小平宣布「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徹底消弭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界限。

我待在中國的期間，不僅一般大眾對於少數民族移工持有偏見，國家機制給予他們的保護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現象隨處可見，不但未針對歧視少數民族立法懲處，中國政府更從未承認種族犯罪的存在，沒有任何關於種族問題引起的犯罪和事件的統計資料。即使都是移工，大部分公司行號給漢人的薪資高於少數民族；一些廣東的公司，甚至僅支付微薄薪資給來自貧困少數民族農村的童工。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少數民族問題僅攸關控制犯罪。二〇〇七年底，廣東公安局宣布「移工管理」的核心工作在於「公共安全」考量，於是我看到了各大城市裡的移工被迫與當地社群隔離，比方說在火車站等公共場合，他們必須排在特地規畫的「農工」隊伍以便分開處理。我曾經詢問廣州車站的員工何以有這樣的安排，他答道：「因為他們的人數太多了⋯⋯沒有人知道會出什麼問題。」在公共場合總可見手持電擊槍的警衛在這些隊伍之間徘徊，就是怕有人聚眾滋事，雖然名義上是為了管理「公共安全」，然而事實上真正受到安全威脅的，是這些移工。

注：參見Maurice Meisner 著，《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ACLS Humanities E-Book 出版，二〇〇八年，頁五十二到七〇。唯意志論（Voluntarism）對李大釗和毛澤東的思想都有極大的影響，對他們兩人來說，歷史的必然性存在於人們心理狀態的轉變之中，歷史本身正是此一心理狀態記錄的呈現。

原文來自《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白曉紅著、周佳欣譯、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年 7月初版）第二章＜波希米亞的地震：四川的生與死＞。